，他的双脚用破布包着，但布已经和肉冻在一起，走一步，就留下一摊黄水。
那是冻伤后溃烂流出的脓液。
他咬着牙，一声不吭，但脸上的肌肉在抽搐，豆大的汗珠往下滚。
担架上的呻吟声此起彼伏，有的高，有的低，有的像野兽的嚎叫，有的像婴儿的呜咽。
空气里弥漫着腐烂的气味，几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捂住鼻子，但很快又放下，继续工作。
站台一侧，临时搭起的医疗棚里，医生们正在紧急处理最危重的伤员。
一个中国医生蹲在担架旁，查看一个士兵的腿。那腿肿得比正常粗一倍，皮肤发黑发紫，用手一按，按下去的地方留下一个坑，久久弹不回来。
“坏疽。”医生抬起头，对旁边的人说，“得截。马上送手术车。”
那士兵好像听懂了，又好像没听懂。他只是呆呆地看着医生，嘴唇动了动，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。
医生俯下身去听。
那士兵说的是日语。医生听不懂。但旁边的翻译听懂了。
翻译沉默了两秒，低声说：“他说，谢谢。”
站台上，几个日本军官站在那里，脸色铁青。他们是来接人的，数着那些从西伯利亚撤回来的同胞。但他们的眼神越来越黯淡，嘴唇抿得越来越紧。
因为担架太多，说明前线的情况不容乐观。
旁边另一条铁轨上，一节节敞篷平板车停在那里。
上面堆着的东西用油布盖着，是成箱成箱的武器与弹药。
一个日本军官走过去，掀开油布一角，看了一眼。然后他放下油布，转身离开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这些武器，不会再属于他们了。
这是条件。
人与武器分开。
伤员进医疗点，轻伤进临时安置区，正常人员安排进临时军营修整。
上车前所有人的必须武器上缴，一发子弹，都不能带。
站台上，一个负责接收武器的中国军官拿着文件夹，正在和日方后勤官核对。他每勾一笔，就问一句：“这批是什么？步枪？多少支？对一下。”
日方后勤官低着头，一五一十地报数，声音越来越小。
报完了，他抬起头，看着那些被抬走的伤员，看着那些空荡荡的担架，忽然问了一句。
“他们会得到治疗吗？”
中国军官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日方后勤官沉默了几秒，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站台上，伤员还在陆续下车。担架一具接一具，被抬向医疗棚，抬向临时安置区，抬向那个他们从未想过会来的地方。
站台上，扩音器用日语和俄语同时播报：
“所有伤员请按指引前往医疗点。重伤优先，轻伤依次。所有武器、弹药、军用物资，请到五号货场登记上交。后续安排将由双方协商确定。”
这是山西人与日本人达成的临时人道主义条款之一：伤员可以优先撤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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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上七时，满洲里火车站，食堂。
这里原来是个货仓，临时改成食堂。能坐两百人，但此刻挤了五百人。没有座位的人就蹲着，蹲着的人就靠着墙。但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只碗，碗里有热汤，有肉，有土豆。
门口，一个年轻的中国姑娘正在分发面包。她穿着灰棉袄，扎着两条辫子，脸上带着笑。每递过一个面包，就说一句：“慢慢吃，不够再拿。”
排队的人里有俄国人，有日本人，有中国人，还有一些分不清是哪国人的人。他们排成一队，安安静静地等着，接过面包，道一声谢，然后找个地方蹲下，大口大口地吃。
一个俄国老太太领了面包，没有吃，而是小心翼翼地塞进怀里。工作人员看见了，走过去问她为什么不吃。老太太说，要留着，给孙子吃。孙子还在后面，还没到。
工作人员点点头，又给她拿了一个。
“这个您先吃。那个留着。不够再来。”
老太太的眼眶红了，嘴唇抖着，说不出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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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夜十一时，满洲里火车站，调度室。
刘大江终于放下了电话。
最后一班列车已经发出，下一班要等到凌晨三点。他有四个小时可以休息。
他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望着外面的站台。
站台上还有人在走。工作人员，医疗队，搬运工，还有那些刚下车不肯去睡觉的人。他们站在那里，望着西边的方向，望着那条他们刚刚逃离的铁路，望着那个他们可能再也回不去的地方。
远处，食堂的灯还亮着。热气从门缝里冒出来，在冷空气中变成一团白雾。
刘大江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他转身，在桌上那堆文件里翻了半天，翻出一张纸条。
那是下午收到的电报，